文/孙国林科云汇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处理好各民族间的关系，是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红军长征之前，党的工作中民族问题并不突出，也没有制定过相关政策。长征开始后，因为要穿越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就必须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以保证顺利前进。正是血与火的长征，催生和孕育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并伴随长征始终，成为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次遇到少数民族问题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由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渡过湘江。继续向西进入苗族聚居地区。这时，建党建军以来第一次遇到了少数民族问题。毛主席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首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他对身边的人员说：我们要进入苗族区，苗族的特点和风俗习惯同汉族不同，大家要更好地遵守群众纪律。
红军进入苗族地区后，见到他们生活极苦。许多家庭只有一条裤子，家里人轮流穿。妇女没有衣服不能出门，十多岁的少女赤裸着在地里干活是常事。许多人用树叶杂草护身。他们的粮食、牲畜被汉人地主和国民党军抢去，被逼到山坡瘠地生活。苗民喜欢吃腌制的酸菜、酸肉和酸鱼，住吊脚楼或草屋。红军明令：不得进入民宅，不准与妇女谈话。因为苗俗认为妇女与外来男人谈话是不道德的。
由于受反动宣传的影响，红军未到时就有不少苗民逃去。后来，红军加强了宣传，对他们秋毫无犯，尊重民俗，才逐渐得到他们的信任，主动接近红军。部队领导趁此机会向他们宣讲党和红军的主张，对特别贫苦的人家进行救济。当他们听到“苗族兄弟们”这亲切的称呼时，个个面带笑容。当听说红军和干人（对穷苦苗人的形象称谓）是一家时，他们欢呼起来。许多人向红军控诉豪绅军匪的罪恶。先锋团团长高声对大家说：“苗族兄弟们，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只有这样，你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不再吃苦受压迫……”话音刚落，就有一些青年报名当红军，或是自愿为红军当挑夫、当向导。部队离开时，有几十位苗族青年编为“苗族连”随着红军出发了。
在苗族地区，毛主席随时对战士讲解民族政策，使党第一次处理民族关系问题就取得巨大成功。在以后的征程中，党对“团结少数民族”方针的认识不断深化、具体，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民族政策。
歃血结盟传佳话
1935年5月19日，中革军委在四川西昌县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任命刘伯承为司令，聂荣臻为政委。他们必须穿过彝族地区，才能抵达大渡河。
临行前，毛主席要先遣队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结盟修好。他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族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人就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区，抢先渡过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一团和工兵连，刚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就被彝民拦住去路。他们带着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高喊：“我们要钱，给我们买路钱！”红军就给他们一些，但还是不让通过，部队只好奉命停下。红军代表与当地头人谈判，耐心地说明红军的政策和此行的目的。并提出，如果准许通过，红军司令愿与彝民的首领结为兄弟。为了表示诚意，当场向他们赠送了手枪和步枪。头人也回赠了一匹黑骡子。5月22日，刘伯承得到萧华关于谈判成功的报告后，非常高兴，说：“我去与小叶丹拜盟！”然后骑上战马，扬鞭前往。彝族首领小叶丹一见，立刻下跪致敬。刘伯承赶忙把他扶起，又申明红军的主张和帮助他们的诚意。他说：“彝人反对军阀刘湘和刘文辉以及国民党，红军也反对；彝人要捍卫他们的独立，红军的政策是赞成中国各少数民族实行自治；彝人恨汉人是因为汉人压迫他们，但正像有‘白’ 彝和‘黑’ 彝一样，汉人也有‘白’汉与‘红’汉，经常屠杀和欺压彝人的是‘白’汉。难道‘红’汉和‘黑’彝不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白汉吗？”小叶丹听了非常高兴。
结盟仪式在海子边上举行。远处崇山绵延，树木参天；面前海子水，清澈见底科云汇，树影倒映。红军整齐地排列着队伍，庄严地站在一边；彝族同胞数千人，密密地集中在另一边。人们都静候着结盟仪式开始。只见海子边上放了两碗清清的湖水，一个彝族同胞提着一只大公鸡，很熟练地把公鸡的嘴破开，鲜血分滴在两个碗里，刹那间成了两碗鸡血水。
这时司盟人一招手，小叶丹叔侄和刘伯承一齐向海子边走去，虔诚地并排跪下。首先，刘伯承端起碗来，高高举着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誓死相助，永不反悔……”说完，端起一碗鸡血水一饮而尽。小叶丹和叔叔也举碗对天，齐声说：“我们若违背誓言，就如此鸡！”然后一饮而尽。双方站起，亲切地挽着手。这时，红军的队列中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彝族同胞人群中发出欢笑和呼叫。这两种声音交融着，加强着，在山谷中悠悠传去……
结盟仪式完毕，天色将晚。为了不打扰彝民，红军先遣司令部决定返回三十里，在汉族地区宿营，小叶丹叔侄也被请去。司令部把驻地的酒都买来，请他们畅饮至深夜，在微有醉意中终席，头人首领非常高兴。第二天清晨，在红军的护送下，小叶丹先行返回。5月24日，红军进入彝族区，毛主席同军委纵队露宿在树林中，彝族同胞非常感动。当时，有许多彝族青年自愿加入红军。红军还帮助这个家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然后，由小叶丹的四叔带领红军，经过一天的强行军，顺利通过彝族区，直向大渡河挺进。当晚，先遣部队就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17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
刘伯承后来说：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歃血结盟的佳话，永载史册，万世流芳。
经过藏民聚居区
1935年6月30日左右，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离开两河口北进，翻越第二座大雪山。7月3日，在卓克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斗争纲领》，它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现民族自决。
此后，红军连日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地区行军，遇到不少困难。对此，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有较详细的叙述：“一进入藏区，红军就遇到了联合起来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居民。他们有钱买不到食物；他们有枪，却看不见摸不着‘敌人’。当他们进入密林和灌木丛中，跨过十几条大河源头时，部落乡民从他们行军路途附近撤走，把自己屋里的东西搬运一空，带走了所有能吃的东西，把牲畜家禽都赶到草原上，整个地区简直成了荒无人烟之地。”“他们爬到山上，当红军穿过幽深、狭窄的岩缝通道，有时只能一两人并行时，这些藏人就滚下巨石砸他们和他们的牲畜。这里没有任何机会来解释‘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没有机会缔结友好联盟。“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依然要求红军尊重和团结少数民族，严格遵守纪律，执行少数民族政策，以实际行动感召藏族同胞。遇有机会，就宣传《告康藏西番民众书》精神。藏民理解了红军以后，就逐渐向红军靠拢，每天有二三十人，从山上运出粮食卖给红军。杨成武还找到一个60多岁的藏胞作向导，安排8个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为红军带路过草地。毛主席听说后很高兴，指示杨成武说：“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抬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少数民族。”红军与藏族向导成了朋友，向他们赠送物品，讲解红军的政治主张；再通过他们向藏民解释，逐渐得到理解和支持。通过草地后，这些做向导的藏胞，大都愿意跟红军继续北上抗日。长征胜利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红军战士或共产党员。
◆红军长征时期的甘孜绒坝岔。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再次回到藏民区域，民族关系问题变得十分突出。李先念率部智取袭击红军的上层藏族武装，俘虏很多人。张国焘、徐向前立即指示，对被俘的大小喇嘛要优待，大力宣传党的政策，保护寺内经堂、经书、器物，赢得了喇嘛和藏民的拥护。李先念接见了头人夏克刀登，他很感激，与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他还参加了红军建立的地方政府，为红军筹粮，甚至护送红军北上。陈昌浩在甘孜接见诺那活佛，告诉他：红军不是杀人放火的土匪，而是保护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自愿帮助红军。后来，诺那患伤寒去世，红军按藏族习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法事和葬礼。
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下达的《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强调“对土司、头人采取更宽大的政策”，“不侵犯其宗教自由”，“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同时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指示必须再一次提起全体战士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及宗教信仰等问题。必须坚决纠正那种借搜山、收集粮食等名义擅入民家乱翻、乱拿、乱捉人、烧房子的行为。这样会使群众离我们越远，使我们的一切宣传都成了白费力气。对于这种行为，不惜严厉制裁直至枪决。红四军总政治部还将执行民族政策和纪律的要求，编成歌曲科云汇，让战士牢记。
经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执行民族政策的自觉性有了很大提高，民族矛盾和冲突大为减少。有些藏民还协助维护地方治安，帮助红军筹粮，宣传红军的政策等等。大批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天宝就是当年从藏民独立师转入红军的，建国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成为我军中的少数民族将领。
党中央首设少数民族委员会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何克全），根据长征以来所遇到的少数民族问题和中央的相关精神，写成《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在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出版的《前进报》创刊号上。该文长约3000字，是建党14年以来党中央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专论。它对少数民族工作的意义、原则、方法和注意事项，都做了论述。
此前，党虽然对少数民族工作日益重视和加强，但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去研究和推动这项工作。组织机构是革命事业成功的保证，在8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沙窝会议）上，决定在中央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也许是因为凯丰写过那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文章并受到好评，所以在讨论政治局委员分工时，大家一致推举长期负责青年团工作的凯丰，担任少数民族委员会负责人。这个机构是建党以来的首创，标志着党的民族工作意识的自觉和成熟。
从此，长征中尽管天天行军打仗，但少数民族工作一直被列入党中央的议事日程。每当部队进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前，都设法找当地群众了解民族风俗习惯和禁忌，然后拟订文件，明确纪律，以减少对立和误会，保证顺利长征。8月29日，中央又设立宣传委员会，由凯丰负责，吸收杨尚昆、李维汉参加，其主要任务之一是进行民族政策的宣传。对红军：反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和风习，帮助他们获得解放，实行民族自治；对少数民族群众：主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破除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使他们支持红军北上抗日。
为了提高红军指战员对民族问题的认识，长征途中创办的《干部必读》《斗争报》和《前进报》，都刊登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文章。中央责成凯丰负责审查民族问题方面的稿件，以保证文章质量和观点统一。
长征中诞生的少数民族委员及其工作实践，为后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少数民族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现在的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就是长征路上党的少数民族委员会的继承和发展。
民族政策伴长征
长征所经过的西南、西北地区，是中国族种较多的地区。现实要求党必须正确处理面临的复杂的民族问题。为此，中央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文件，民族政策伴随着长征的始终。
红军长征一个月后，接连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苗族聚居地区。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首次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指战员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大汉族主义，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
隔了十天，即1934年11月29日，总政治部（对外称红星政治部），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口号》。其中指出：“我们苏维埃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瑶民。”同时，还提出13条口号，如“实现民族平等，在政治上，经济上，苗瑶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实行民族自决，苗人的一切事情由苗民自己解决”等等。
遵义会议后，约在1935年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向各军团政委、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强调“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少数民族的重要性”，“严格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搔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严厉的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5月19日，总政又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除重申上述要求外，又提出“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等。此间，红军总司令朱德还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称，“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等”。同月，西北军区（对外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出《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内容包括：一、四川的少数民族与其住区；二、少数民族的生活特点；三、揭穿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与欺骗；四、少数民族主要要求；五、少数民族工作要点。这是一个具有政策性、知识性和操作性的文件，内有“主张信仰自由”、“帮助他们进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以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便开展这一工作”等。在当时，这个文件对少数民族工作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7月1日，《中央决议筹粮政策》规定：对喇嘛寺严禁征粮，除反动头目外，一律照价收买。3日，党中央发布《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见前）。8月5日，中央政治局的毛尔盖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共7条，其中第5条是“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它指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在少数民族番夷民占多数的区域。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是，无条件的承认他们的民族自决权，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
◆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队旗。
因为陕北与内蒙古毗邻，12月20日毛泽东以主席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这是一方面军结束长征后中央制定的第一个民族问题文件。“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蒙古民族的阴谋，申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是为解放中华民族及其他弱小民族而英勇奋斗的。内蒙古民族只有与红军共同战斗，才能避免民族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宣言”提5点建议，号召内蒙古人民一起奋起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6年3月，南下的四方面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的拥护，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将遭受巨大的困难。只是不准侵犯宗教自由，要建立民族革命联合战线。
5月24日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发布《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提出建立回民军队和政党问题。25日，党中央决定红军西征。为动员宁夏回族人民与红军共同奋斗，支援红军，毛主席发出《对回族人民宣言》。宣告：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保证回民信仰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改善回民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等。6月8日，毛主席等致电彭德怀及红一、十五军团首长，提出：中央决定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回民自治，我们应站在帮助的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电报规定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吃大荤、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民团结。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即长征胜利）前，中央发布的最后一个少数民族工作文件是《对蒙工作的指示信》（1936年8月24日）。它分析了内蒙当前的政治形势，提出在内蒙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把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也都团结在内”，“特别重要的是培养蒙古干部”。把蒙古人民吸收在中国苏维埃影响下，“团结蒙古人民，将来走到建立内蒙人民的革命政党”，“走上将来公开的独立组织的蒙古政权与队伍，进行武装反日反中国军阀的斗争。”还提出：“蒙古人民的事情，应当由蒙古人民自己去管理；我们只能站在帮助的立场上，真正实行民族自决。”
从1934年11月至1936年8月，在长征中中共中央和红军至少制发了14个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文件。此外，还有许多电报、信函，指示少数民族工作。它们涉及苗、瑶、彝、藏、回、蒙等六个少数民族的政策，其内容日益丰富、全面和科学。这不仅保证了长征的最后胜利，也为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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